很多年前，作家格非評價汪曾祺的時辰，認為其作品屬于前鋒派。這個見解隱含的話題意味深長，細想起來，是將京派的傳統與文學包圍認識銜接在一路了。這也使我思慮一個題目，京派傳統里，能否存在前鋒性？謎底是顯然的。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月起，京派的文學處于一種演化的經過歷程，古都的文人，不都是帶著“苦雨齋”的音調，有很多是在孤單中表達本身的古代認識的。這些人固然屬于多數，但在明天看來，他們反俗的筆致，是豐盛了審美的表達的。
新文明活動后，北京的文學教導中，不乏風趣的人物瑜伽場地，張中行在回想通州師范黌舍的生涯時，描述過一位怪異的教員于賡虞，說他的作品深切地影響過本身。文章說于氏“詞語離不開地區、荒冢、逝世神、魔鬼等，所以有人稱為魔鬼派詩人”，與傳統的詩文年夜異其趣。張中行的寫作歷來有一點雅邪氣的，固然心坎觀賞羅素和弗洛伊德，精力帶有前衛性，而審美仍是周作人的“苦雨齋”滋味。有興趣思的是，那時辰在北京的一些文人，是帶有古代主義偏好的，廢名、林徽因、卞之琳不都裹在平庸氣里，還有各類超凡規的語體試驗。好比廢名的作品，就恍兮惚兮，《竹林的故事》《莫須有師長教師傳》都不在凡人的邏輯里，時空是扭碎的，變形的圖景里，佛音縷縷，有時甚至帶有一絲形而上學氣，于微茫里獲得妙趣。張中行一位老友顧隨，就翻譯過安特列夫的小說，一時陶醉在那種不斷定的時光的體驗中。他本身的文字也深染魯迅和安特列夫氣，不規定的、發急和沉靜的意象，將思路引進空無的田野里。顧隨的小說與廢名的作品分歧，不是把古代性的悸動化在古風里，而是反古典的直覺的外化，小說《廢墟》就仿佛魯迅的《白光》和安特列夫的《紅笑》，試驗性和沖犯性明滅，給人一種精力的驚奇感。這種寫作一反“苦雨齋”諸君的典雅、溫柔之風，與后來海派的“新感到派”也未嘗沒有類似之處。
顧隨的文學運動，限于很小的范圍，他的先生們在他身上獲得的多為古典學的大雅，印象中未能挖掘其師身上魯迅式的峻急感，以致后來的人不太了解顧氏的另一種翰墨。顧隨的文章和小說經常吐露出對于非寫實的奧秘的審美興趣的偏好，他的文學志向屬于魯迅標的目的，而非周作人式的平庸興趣。《駝庵詩話》有如許的陳說：
“奧妙”與“奧秘”分歧。奧秘是深的，而奧妙不用深。西洋高文家的作品皆有奧秘性在內……可怕也是一種詩境，但中國詩寫此境情調者少少。西洋有人專寫此境界，如法國惡魔派詩人Baudelaire，寫逝世亡之舞蹈，但寫的是詩。可怕是一種詩情。人對沒有經歷過的事多懷有又怕又愛的心思，故能有詩情。但此種詩情在中國詩歌中缺乏成長。年夜詩人不寫此。（1）
上述的話，可以說是對于古典詩學的偏離。有此類愛好者，還有幾位，三十年月《至公報·文藝副刊》發明了很多新人，何其芳的散文《畫夢錄》就曾取得贊譽。晚期的何其芳帶有濃郁的文人音調，感傷、無法，苦楚吐露在字里行間。作品遭到了奧秘詩學的影響，獨語中有昏暗之感的噴涌，無路可走的嘆息處處可見。與何其芳的尋求有所接近的卞之琳，對于北京的刻畫也帶有諸多哀涼感，他本身就說，遭到波德萊爾寫巴黎陌頭貧民、白叟甚至瞽者的啟示，艾略特對于本身的沖擊也是有的。由此可見，北京詩人的很多摸索，是因了域外文學的啟發，古代主義翻開了表示感情的另一扇門，孫玉石在《中國古代主義詩潮史論》中留意到了古都詩人的反諷和苦楚的尋思，體味到背后的影子。他對于何其芳與卞之琳的“荒野認識”的透視，就為京派作家作了另類注釋。
從態度嚴肅氣里走出來，流放本身的情思，是那時辰很多青年的選擇。好比翻譯家南星，不只詩歌寫作有前鋒性，散文也勇敢超出“苦雨齋”群落的作風，與《至公報·文藝副刊》作者群也是有此外。他的很多作品搜集在1941年出書的《蠹魚集》，1945年出書的《松堂集》和1947年問世的《甘霖胡同六號》。這些作品受東方散文影響很深，但又無翻譯腔，是典範的北京新文人的低語，帶呈現代性的憂郁、苦楚和無法行路的不安簡直無所不在。晚期冰心的短文，俞平伯的筆調，有過相似的聲響，但似乎不像他那么余音裊裊，繞梁不往。他愛好的作家，年夜約也帶著相似滋味，像泰戈爾的古代詩，勞倫斯的句子，以及小泉八云的文筆，無不安慰了本身的思慮。從文章里看出，他日常平凡與人來往甚少，仿佛有一點自閉的樣子，而心坎卻有浩大之風。不了解他的瀏覽興趣在什么范圍，留下的文章顯露出一絲陳跡，觀賞的是路易士、金克木、張中行等多數人，這些收支書齋而又有特性的作者，都吸引他凝聽、思慮，在詞語的鍛煉里拷問著古都的實物，似乎那些奧秘的，不成思議的影子與滋味，都有著可以注視的意義。而性命的趣處，大略就在一種冷然的打量中。
南星的文章內覺富饒，他善于發明凡人疏忽的工具，好比寫聲響，就是分歧于凡人的，觀賞的不是喧鬧的販子的音調，也非茶舍的密語，而是田野里的那些飄忽的、帶著碰撞的微叫。《騾車》寫碾過冰雪和沙地的車輪的震撼，冷路的辛勞讓他個人空間對行路者頓生憐意。而豐產時的車子收回的聲響，似乎也有了笑意，這時辰的作者也有了高興的一樂。那些對于骨氣的描寫，也多見神筆，《冬天》一文，對于溫度的描私密空間述是纖細而帶肌膚之感的。這篇文章先寫灰白色而純凈的天空，然后是樹上久已變色的葉子，“必需顛末很長的時光才幹聽得見一聲麻雀的叫叫，一叢樹枝的窸窣，輕微而模糊。別的是煙和水汽沖進天空的聲響，這需求深切的聽覺上的留意”。《來客》寫各類飛蟲，精到之處多多，各類叫不知名字的飛蟲，給寂寞的本身帶來的不是膩煩，而是沉思，可以或許與那些非我族類的性命對話，豈不快樂？《更夫》寫夜行者的世界，有非人世的人世性，作者的哲學也依稀可見：
他得以看到世界的另樣的描述，夜的蟲聲或鳥聲，星光或月光，草的或露水的氣息，將給他以各類感到上的幸福。夜仿佛是一個寶庫，此中密躲的很多我所不熟習的工具。當雨雪來拜訪時，我們有時竟完整不了解，只要更夫絕不延誤地會面了他們（2）。
這般鐘情于未知世界的陰晴冷熱，不在乎文字能否取悅于人，就構成了本身光鮮的特性。他本身是翻譯家，對于域外文學自有心解。中國散文一貫在傳教的路上，有時辰帶出天然山川，不外是逃到其間舒緩都會里的煩心傷腦。那成果是借著天然的力，拽本身到微茫的處所往，卻與花鳥草蟲內涵的世界無涉。南星似乎感到，與其將紅塵的功利心帶到天然，不如謝絕一切邪念而恥辱空中對萬類霜天。人原來可以對話于天然，懂得天然，而惋惜誤進另一條途徑。南星的寫作大要也稱心于和時風的對峙，那就難免題材單一，有時也多意念與詩境上的重復。不外細讀他的作品，惹人愉悅的處所到處可感，主要的是因詩眼而近天心，所得呢，天然非別人都能悟到。很是之態中有平凡之心，就闊別了平易近國濁世的喧鬧，這在明天看，也是不足為奇的。
在戈壁般寂寥的古城，常識人以智性往抵禦粗俗的市井之音，在靜謐里審閱身邊的一切，便難免有些如魯迅所說的“有興趣低徊，顧影自憐”。但是那些濃艷的音調，也奏出一類人的襟曲。動蕩的周遭的狀況里，盼望給審美留以安定之地，不無痛楚之心。這里不克不及不提的是林徽因，她的小說顯得復雜，筆致有逆俗的處所。她曾是《至公報·文藝副刊》任務的介入者，作品很快取得人們的好評。那些作品對于常識人的譏諷頗為到位，而表述古都的夏季生涯《九十九度中》，古代主義的碎片感里，有豐盛的意象。《吉公》里的主人私有很好的技巧，對于迷信頗為沉迷。惋惜在一個昏暗的幻景里，特性不得伸展。小說對于社會梗塞人才的提醒，看出作者的憂患之心。另一篇《文珍》對于背叛的男子的生涯選擇，有出乎意料之筆，這類謝絕晚輩的媒約而追隨愛人出走的男子，在那時的文學抽像里未幾，顯出作者視界之寬。最有沖擊力的是《繡繡》，小說描寫一個人空間個生涯于不幸的家庭的女孩繡繡，由於父親還有所愛，擯棄了母親，且母親性情急躁，一向沒有安定的時辰。加之怙恃偶然的沖突，將繡繡置于難以忍耐的地步。作品對于女孩子佈滿了同情之心，受難、挨打、病危、逝世亡等片斷，散出無邊的寒氣。由此看出作者的悲憫、人性的眼光，情懷顯然不亞于寫實主義作家，固然裸露了暗中，卻不往以風行不雅念簡略不雅照之，便與右翼作家有了顯明的差別。林徽因的作品在構造上具有難度，審美有超凡的新意，格式比冰心、廬隱等人要年夜。好比她的話劇腳本《梅真同他們》，就寫出北平社會的一隅，深度與廣度都有，帶有精力的亮度。
京派小說最具古代主義特色的無疑是汪曾祺。四十年月末便曾經嶄露頭角，其寫作帶著顯明的非寫實的陳跡。他從南邊離開古都后，雖帶有沈從文的某些音調，但意象的告竣也渺乎難覓蹤影。《相逢集》常有詞語的騰躍，和論述的癲狂氣，而語態則拽出明清文章的陳跡，雜趣混搭中，有奇氣流溢。嚴家炎就把他視為京派的一員，并如許寫道：
汪曾祺從他的先輩那里有著多方面的汲取鑒戒：從廢名那里汲取說話騰躍和詩意，從沈從文那里鑒戒作品的象征暗示和情味，從紀德和意象派那里參意圖象組合，從弗·吳爾芙、普魯斯特也許還有阿佐林、勞倫斯那里進修認識流……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汪曾祺是京派作家古代主義試驗的集年夜成者（3）。
這是對的。從平易近國的京派各類體裁試驗中，可以或許覺得，諸寫作者在翰墨間，尋覓到漢語表達的非靜穆化的空間。他們儒雅的辭章內，也有精力的不安，和注視不成知之物的惶惑。即使在沈從文掌管的副刊上，呈現了邵燕祥這些青年人的作品，但款式也非沈從文式的安定，情勢上與思惟上求變的沖動也是有的。而另一位青年王蒙則開端變節父親的哲學，沉醉于蘇俄前鋒性的作品，狂歡于反動的豪情，卷走了舊京的老氣，在窮鄉僻壤的呼籲里，開端迎接屬于本身的性命的晨光。
平易近國后期這段汗青，有很多是被后人遺忘的了。直到八九十年月以后，前鋒試驗又一次鼓起，新呈現的作家顯得比四十多年前的先輩要更為凶悍和荒謬。薩特、卡夫卡、巴別爾、博爾赫斯的名字曾經進進讀者的視野，高行健、劉索拉、徐星都分歧于平易近國作家，顯得目的明白，而史鐵生、王小波的論述語態，和實質主義完整分歧了。對照四十年月與八十年月的前鋒試驗，前者多是翻譯者黑暗探索的警惕的邁步，后者則勇敢從域外拿來思惟，而辭章的舊學之影難免含混。詩壇上則有了顧城、戈麥的對于傳統詩學的挑釁，他們的文字顛末幾十年后，仍然顯示出非凡之光，那些飛舞著靈異之音的文字，成了時光地道里的刻骨的記憶。
京派的前鋒性，往往是反京味的書寫，他們摒棄了販子氣，老舍那種窮戶感淡薄得很。可是八十年月后，我們看到了文人氣與販子氣的聯合，京派與京味兩種審美舞蹈教室交錯在一路了。最早停止如許試驗的是汪曾祺，他垂垂廢棄了晚期小說的認識流的涂抹，重視于平易近間的聲響、顏色，那些關于高郵的記憶有謠俗之美，而北京生涯的描繪亦帶炊火氣。《八月烈日》曾經帶出老舍的滋味，但時空里的不安的歪曲的形影仍然存在，只是等閒不被發明而已。他暮年的小說概況帶有宋明筆記的陳跡，但精力的游弋和荒謬感依稀可見。在他那里，象牙塔里的獨語與風氣、方言、野趣連在一路，比先前的寫作，更帶出彈性來。后來過士行、劉恒也作過相似的摸索，在靈動的審好心識里，折射的是蒼生的苦樂，遂拓展了審美空間。像過士行的話劇《鳥人》中的變形感到里的京味，曾經將精英文人的獨白和胡同的炊火氣匯進在一路，不分彼此，景不雅也天然分歧了。劉恒《貧嘴張年夜平易近的幸福生涯》寓荒謬感、實際感和慈善感于一體，該作在良多時辰令人想起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，升沉的論述空間里的憂思，仍是略可體察一二的。
這是前鋒性與日常性的一種巧妙的會合，北京文學的渾樸氣由此可見一斑。一百年來，各類常識人云聚古城，文學教導發財，或留戀古之文脈，或攝取域外思潮，文法不定于一尊，翰墨自含工具。端木蕻良、宗璞善于從現代遺風中尋覓古代性的資本，林斤瀾、王小波則直接從古代主義那里獲取詩意的參照，精力的空間是開放的。分歧人的文學書寫既各行其路，又彼此穿插，將各類能夠位移于本身的世界。汪曾祺在明天所以被人幾回再三說起，源于其思惟的靈通性和表達的靈動性。他的特色是古今買通，中外不隔，將漢語調適到雅俗共賞、新舊互動之所。明天的新京派作家，有很多繼續了這些遺產，格非說汪曾祺屬于前鋒派，實在也是一種內省，本來本身苦苦探索的路，後人就測驗考試過，且有很多隱秘值得回味。明天的作家，無論走得多遠，細心想來，實在都在後人文脈的延伸線上。
（作者單元：中國國民年夜學文學院）
注釋：
(1) 《顧隨選集》第三卷，河北教導出書社2000年版，第53頁。
(2) 南星：《寂寞的魂靈：南星作品選集》，花城出書社2023年版，第218頁。
(3) 嚴家炎：《中國古代小說門戶史》，新星出書社2021年版，第237頁。